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diumanpark | 18-Nov-06, 03:21 | 知無不言.蟹無不拑, 中國刁視 | (2953 Reads)

葉一知

昨天在〈文人相輕續篇〉的錄音,訴說了一個中國典型情節,相信大家都對劇情熟口熟面:

祠堂內,有甲乙二人,和一眾看熱鬧的村民。

甲:嘿,知人口面不知心。今日我就當住咁多鄉親父老面前,正式同你絕交。

乙:咩事?究竟發生咩事?

甲:你呢個無情無義不忠不孝嘅人,仲好意思問我發生咩事?

乙:你唔好係度含血噴人,我根本唔知你講乜。

甲:你做過乜嘢,你自己心知肚明吖。

乙:你好囉喎,你唔好再誣衊我,有咩就三口六面講清楚。

甲:哼,死不悔改。男嘅就厚顏無恥,女嘅就水性楊花 

(眾村民立時一陣起哄)

 (大怒):你…你…講乜嘢呀?

甲:你唔係要我當住咁多人面前講出嚟係嘛? (眾村民又一陣嘩然) 

(起拳作打):我要教訓你呢個賤人。

甲:咩呀,你百詞莫辯,就想殺人滅口呀,呢度咁多人睇住,我唔驚你架。

 (乙望望四周,一怒之下,拂袖而去) 

甲:呢啲人咪就係老羞成怒囉,一早話左佢唔係好人架啦,大家話係咪啦。

大家看出甚麼呢?會不會如一眾旁觀的村民,覺得乙罪大惡極——雖然他們對事件來龍去脈其實一無所知。如果你真的這樣想,你要多閱讀刁民公園的文章,便能無形中獲得基本思考訓練。

中文有很大部份詞語,特別是四字詞和習語,本來只是形容詞或狀態詞,但說出來往往變成判詞。就如上述的粗黑體詞,句句都像結案陳詞,說者卻不用提出任何證據和理由,字眼的功用由「評注」(Evaluative)一下子便變成「審判」(Judgmental)。

如果粗黑體詞作評注之用,意義是用作形容狀態或傾向,大可不作嚴格定義。但當它們轉化成審判性,被用作判決一個人的(道德)罪行,便不能沒有眾所認受的嚴格定義。例如當「水性楊花」是一種罪(不論是道德還是司法審判),便必須介定一個女人怎樣才叫「水性楊花」——是跟下人言笑甚歡,還是跟人勾搭上床?不然,詞義便可無限上綱,罪行也可牽連極廣。文革就是這樣一場災難,紅衛兵的瘋狂集體審判,不用也無從提出合理理據,因為「牛鬼蛇神」、「黑五類」、「走資派」只是空洞的判詞,背後根本沒有嚴格定義。

如果一個社會重視法理而非情緒式道德審判,旁觀者中必有人反問:「你說他無情無義,究竟你有甚麼證據?」當越來越多人質問時,甲根本不可能用道德判詞作遁詞。可是甲是有持無恐。首先,中國人容易受道德審判詞語感染,痲痺理性,默默認同甲所說的罪行。其次,當一個旁觀者勇於質疑,甲同樣可以用道德判詞退之,一句「你咁問真係居心叵測,估唔到乙仲有勾結同黨」敬之,保證一陣起哄後,眾又噤若寒蟬。

何解呢?因為道德詞語審判,就是「定罪先於理據」。所以,中國司法的「先假定被告有罪」與西方司法的「先假定被告無罪」之差別,其實是文化差異之延伸。在今日的中國,以司法解決問題,雖然還是先定罪,但還會給人自辯證明無罪的機會,已是一大進步。在有如上述的道德詞語審判中,一罪成,你欲辯解,新罪又起,層出不窮,其根本問題不單是中國人缺乏思辯能力訓練,而是因為定罪先於理據,甚或定罪無需理據。

那為甚麼苦主乙又不能冷靜地跟甲對質呢?

很多人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時,不會讓座給有需要人士,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好心腸,只是因為人人不做,自己做,便怪,怪,便丟臉,如果冷不防給人一句「扮好人」、「偽君子」,就立時臉紅耳赤。

問題是,為甚麼甲審判乙為「無情無義不忠不考」,車廂的人審判讓座的好心人為「扮好人」、「偽君子」,明明沒有提出理據,明明是空洞的道德判詞,受判之人卻感到百詞莫辯,不能理直氣壯反駁呢?

我認為那又是因為愛面子文化作怪。中國人向認為丟臉比坐牢更嚴重,不信嗎?年近歲晚(特別在以前),爆竊案便會上升,《警訊》也會提醒大家「小心門戶」、「做足防盜措施」,何解?因為中國人過年要體面,利是不能不給,有些人寧願鋌而走險,也不能過年無面,那不是面子比個人德行更重要嗎?

故事中,因為眾鄉親父老在場,當乙被甲當面授以連環道德審判,即使他平日三省吾身,沒做過虧心事,也會因面子問題感到羞愧,轉而憤怒,失去冷靜,無從辯駁。讓座的情況也一樣,明明自己是一片好心,為甚麼給人冷說一句「扮好人」,便漲紅了臉,羞愧得不能反駁,也不是面子問題嗎?故寧願跟眾人一樣不讓座,逃避別人的審判眼光。中國人特別難做到我行我素、笑罵由人,正因如此(一知按:年青時深受這種面子之害,不敢讓座,故知其惡甚深也)。

總括來說,當中國文化是「判罪先於理據」、「面子先於德行」,中國人又長期缺乏思辯和法理之訓練,每每遇到道德詞語審判,只能同樣發出「誣衊」、「含血噴人」的道德詞語反擊,卻無法提升到「誹謗罪」的司法理性辯論。

要洗脫這種惡性審判基因,重點不是語言的改進,而是為社會注射「獨立思考」的疫苖,採用西方司法原則,假定一個人無罪,先提出理據證明,才可定罪。以之應用於道德審判,要說一個人無情無義,就請拿出證據,不能閃爍其詞,「被告」也應放棄無謂面子,勇於反問:「請拿出證據來,不然就是誹謗。」

這也是今日西方傳媒的原則:讓雙方都有機會表達立場,再由公眾判斷。沒錯,西方傳媒不是神聖,會有所偏袒,也沒有一家傳媒可以做到百份百客觀公正,但比起中國人只作單方面道德審判,便已進步優勝百倍。如果華人社會可以走到這一步,中國人便能成為高度公民社會(highly civilized),中國才叫真正站起來。

最後,引黃仁宇在《萬曆十五年》總結中說的一段話,為這個長長的討論作結:

「《萬曆十五年》指出道德非萬能,不能代替技術,尤不可代替法律,但是從沒有說道德可以全部不要,只是道德的觀點應當遠大。凡能先用法律及技術解決的問題,不要先就扯上了道德問題。因為道德是一切意義的根源,不能分割,也不便妥協。

「道德雖高於法律及技術,但是要提出作爭論的根據時,則要在法律及技術之後提出,不能經常提出,更不能在細微末節內提出。

「但是正義感放在局部的場合下使用,可能與初心相違。人世間很多殘酷的事情都用道德的名義去施行,也是中外古今一律。」(p339)